饥饿的盛世(出书版)_第11节 首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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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第11节 (第7/7页)

上饶人何亚四,本以“耕种烧炭为生”。有一天,他挖地得藏银三百七十两,算命先生李德先因此说他命中要大贵,唆使他出资铸印信,制旗帜,造刀杖,说有天兵暗助,飞刀杀人,于是他也借托马朝柱案中的“李开化”之名,聚集当地乡民,欲图造反。福建漳州的秀才蔡荣祖与道士冯珩一起做皇帝梦,共谋起兵,立“大宁国”,因事机不密而被破获。这两起案件虽然都被及时侦破,但习惯于危机思维的皇帝却再也不能安枕。如何防范农民起义,成了他政治思维的新重心。

    ??确实如乾隆自己所说,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民生的皇帝。但是乾隆中期的社会问题却已经不是几条民生措施所能解决的。人口压力导致社会动荡逐渐加剧,底层社会风声鹤唳,除了抗租抗税斗争之外,民间宗教和结社活动也大兴起来。据《清代八卦教》一书统计,乾隆二十年(1755年)以前史料仅记载了16个秘密宗教与结社的活动,而乾隆二十一年(1756年)以后则多达199种。乾隆二十年以后,民间宗教和结社组织活动频繁,新教派组织不断涌现,秘密宗教和会党,可谓五花八门,名目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。什么闻香教、无为教、弘封教、大乘教、善友会、弘阳教、清净门、白阳教、白羊教、归一教、金幢教、黄天教……林林总总,数不胜数。各省关于教案的汇报不断传来,让皇帝头痛不已。

    ??因此,进入中期之后的乾隆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高压化。对民间宗教和结社,乾隆打击起来更是不遗余力。乾隆说:“左道惑人,最为风俗人心之害,必当严绝根株。”(《宫中档乾隆朝奏折》)乾隆十三年(1748年)他说:“务须加意查办,杜绝根株。嗣后凡有干涉烧香聚匪之处,俱当留心查察,一有访闻,即行擒捕,不可稍有怠忽。”乾隆朝以前,清代统治者对于民间宗教首领和帮会首领也采取严厉打击政策,不过仅限于处以监禁之刑。乾隆却一改前例,查出即处死。

    ??乾隆朝的文字狱就是在乾隆对社会底层控制由松转紧,对底层民众态度由宽转严的背景下发生的。表面上看,乾隆朝的文字狱多数看起来荒诞不经,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字狱放到一起进行分析,背后的脉络隐然可见。

    ??乾隆朝文字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打击重心在社会底层。中国历代文字狱,都以士大夫阶层为打击对象。据郭成康、林铁钧之《清朝文字狱》一书统计,康熙、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三十起,其中涉及官绅、名士者至少二十起,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。而乾隆年间触犯文网者,则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及稍解文义的平民。在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中,低级知识分子,也就是童生、秀才、监生、武生等,占近四十起,平民五十多起,二者合计,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。这些人的职业五花八门,其中有裱背老板、酒店老板、当铺老板三人,童生四人,教书先生四人,江湖郎中一人,菜农一人,帮工两人,轿夫一人,算命先生三人,裁缝一人,无业游民一人,和尚五人,职业不清者二十二人,又各种职业的疯汉十八人。这一现象,是乾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字狱从未发生过的,这就打破了士大夫阶层“垄断”文字狱“专利”的局面。

    ??这些乡野小民、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,大抵有三个原因。一是为人不安分,“出位妄言”,妄议国家大政;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“邪书”“图谱”,被怀疑有秘密传教和结社的背景;三是自称“托梦”“天命”“下凡”等,举止荒唐,“妖言惑众”。

    ??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。通过总结中国历史,他得出一个结论,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是“失意文人”。他多次提醒地方官,要注意地方上的“失意文人”作乱。

    ??乾隆认为,读书人大多功名心极盛,读书的目的,就是为了荣华富贵。一旦科举不顺,腾达无望,也不会甘于埋头做农民,而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,所以他们最容易起不轨之心。而这些人又粗识文字,头脑灵活,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险的潜在敌人之一。事实上,在乾隆朝前期几起起义中,“失意文人”的身影确乎不时隐显其间。马朝柱本人就识文断字,似乎算得上是“失意文人”。福建蔡荣祖反清案中,蔡荣祖本身是一名秀才,与他共同起事的冯珩则是道士。王伦起义中的军师范伟也是个底层文人。乾隆三十一年(1766年),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另一起莫名其妙的大案“割辫案”。乾隆即提醒地方官员,追查案源时最可注意的是“士子内屡试不第自负才高学广而不得志者”。

    ??乾隆蓄意痛惩这些“满怀好心”的献策献词者,无疑是为了“以昭炯戒”,杀一儆百,消灭他们的“不安分”之心。皇帝治国的理想是“总一海内,整齐万民”,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。他认为,政治是肉食者谋的事。作为民间知识分子,他们唯一的晋升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,此外任何一种钻营都是不正当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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